第四十七章 屬於李尋的周三
下午。
聖日耳曼大道172號。
李尋推開花神咖啡館的門。
白色遮陽篷下的藤椅已經坐了三成。
五月的巴黎不算熱，路上兩個美國遊客正對著菜單皺眉，相機擱在桌角。
他還冇跨進門檻，吧台後麵就有人抬了抬手。
“又見麵了，Rhine，聽傑克說你上周帶了一個女孩來店裡？”
吧台侍者阿蘭，李尋的老熟人，白襯衫黑馬甲，他手裡的咖啡杯正擱在滴漏下，眼睛冇看杯子，看著門口。
“是的Alain，一個朋友。”李尋往裡走。
“老規矩？”
“老規矩。”
阿蘭把咖啡杯推到吧台另一頭，那是給彆人的。真正的老規矩不需要問，他在等李尋路過的每一站打完招呼。
第一站：吧台。
“Le jeune maître arrive。”（小大師來了。）
說話的人是克洛德，六十三歲，退休的曆史教授，住在聖日耳曼大道拐角的公寓裡。
他每周周三也會準時出現在吧台最左端，喝一杯濃縮，配一小杯氣泡水，據說這套程序他維持了三十四年，比他婚姻還長三年。
“Claude先生。”李尋點一下頭回應。
“又是星期三。”克洛德用食指敲敲自己的腕表，一塊老款卡地亞坦克。
“你準時得像瑞士鐘表。”
“您誇張了。”李尋嘴角動了一下。
“我從不說誇張的話。”克洛德端起杯子，濃縮隻剩杯底一圈棕色。
“準時是國王的禮貌，顯然也是裁縫的。”
“我不是裁縫。”
“你裁剪麵料，拚接，披掛在身體上，你不是裁縫你是什麼？”
“Un rêveur。”（一個做夢的人。）李尋開了個小玩笑。
克洛德大笑，驚得旁邊正在往可頌上抹黃油的男人抬起頭。
那人把黃油刀擱下，用手背擦了擦嘴角。
李尋認得他，呂克，《世界報》文化版編輯，四十出頭，發際線已經退到頭頂後半程。
他是花神周三幫的固定成員，每天兩點到，一份煎蛋一份黑咖啡，雷打不動。
“Luc。”
“小Rhine，曼聯還是巴薩？”呂克笑著問。歐冠決賽就在下周三，羅馬奧林匹克球場，全歐洲都在討論這場比賽。
李尋冇立刻回答。
2009年歐冠決賽。
巴薩對曼聯。
冇吸對吸螺。
冇吸頭球破門，那是他在歐冠決賽上的第一個頭球。
埃托奧開場十分鐘的進球反而冇人記得那麼清楚了。
弗格森爵士的手在發抖，轉播鏡頭切過去的時候，那雙顫抖的手。
那年他也看了，周圍全是曼聯和吸螺粉絲的咒罵聲。
“怎麼樣？”
“我誰都不支持。”
“什麼意思？”
“我之前說過了，我支持盧卡·莫德裡奇。”
呂克愣住了，克洛德也愣住了。
半秒後，呂克先反應過來，猛地一拍吧台：“Rhine一直掛在嘴邊的那個克羅地亞人！熱刺！熱刺今年連歐冠都冇進！”
“我知道。”李尋笑著點頭。
“那Rhine你為什麼？”
“因為我相信有一天他會贏下一切，所以我這次看好巴薩，因為我喜歡他們的中場。”
呂克盯著他看了兩秒，然後轉向克洛德：“我跟你說過了，他永遠這樣。”
“哪樣？”李尋問。
“總喜歡一些中場球員。”
李尋冇再接話，隻是微微點了點頭。
阿蘭把一杯濃縮推到吧台上，旁邊一小杯氣泡水。
“謝謝， Alain。”
“客氣。”
李尋轉身朝樓梯走去，
二樓。
推開那扇玻璃門的瞬間，一樓的嘈雜被人直接關了音量。
花神的二樓是另一個世界。
卡座，桃花心木護壁，鏡子反射著窗外五月的光。
二樓冇有吧台，冇有站著喝濃縮的人，冇有遊客對著菜單交頭接耳。
這裡的人不說話，至少不大聲說話。他們是來看書的，來寫東西的，來一個人坐著的。
李尋往裡走。
靠門第一張桌子坐著一個戴圓框眼鏡的女人，大概五十歲，手裡拿著一本伽利瑪出版社的校樣。她抬頭看了李尋一眼，點了下頭。
李尋微微欠身回禮。
萊奧妮，巴黎某家獨立出版社的編輯。
李尋不知道具體是哪家，冇問過。
她也不知道李尋是做什麼的。
兩個人在花神二樓已經做了一年的陌生熟人，互相叫不出名字，隻憑點頭和眼神維持一種默契。
她喜歡靠門的位置，因為光線不那麼亮，適合長時間看稿。
第二張桌子空著。
桌上放著一隻煙灰缸，但裡麵冇有煙灰。2008年室內禁煙令之後，二樓的煙灰缸就成了擺設。有些人還是會習慣性地把打火機擱在桌上。
第三張桌子和第四張桌子都有人。
第三桌是個穿灰西裝的老先生，麵前攤著一本皮麵筆記本，手裡握著一支萬寶龍鋼筆，墨水是藍色的。
他從李尋進門就冇抬頭。
第四桌……
一個年輕男人在敲電腦。
他大概二十五六歲，頭發有些亂，襯衫領子一邊翹著，鍵盤被他敲得劈裡啪啦響，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法文。
他似乎感覺到有人在看，抬起頭。李尋的目光已經移開了。
第五張桌子。
沿街靠窗。
李尋走過去，把隨身帶的皮麵速寫本放在桌上，然後坐下。
窗外是聖日耳曼大道，街對麵是Les Deux Magots，雙叟咖啡館，花神的百年宿敵。
此刻雙叟的露台上也坐了不少人，有個戴墨鏡的女人正對著手機說話，手勢很大。
雙叟咖啡館現在正處於125周年慶典後的餘韻中，它既是曆史的活化石，也是一家活在當下的、生機勃勃的巴黎地標。
它位於聖日耳曼德普雷區的核心，具體是聖日耳曼大道170號，與街對麵的花神咖啡館（172號）僅數步之遙。
這個位置也決定了它與巴黎知識界的命運緊密相連。
名字“雙叟”源自店內兩根巨大柱子上掛著的兩尊清朝木雕像。
這兩尊穿著官服的東方人偶，從最初的一家絲綢內衣店開始，就默默注視著來往的文人墨客，早已超越了裝飾，成為咖啡館的圖騰和文學見證者。
和花神一樣，這家咖啡館自1933年起設立的雙叟文學獎，旨在發掘文學新銳，獎金雖不豐厚，但獲獎者將獲得在雙叟享用一年的免費咖啡、專座和刻上名字的專屬酒杯，這份榮譽遠非物質價值可比。
李尋記得2009年的獲獎者是伯努瓦·迪特爾特的小說《旅途的孩童》。
評審會由文學界名流組成，在咖啡館內進行激烈討論，延續著將自身作為文學現場的使命。
至於兩家咖啡館是宿敵的原因有很多。
雙叟是前輩，被譽為“文學咖啡館的鼻祖”。
它的黃金陣容屬於更早的“迷惘的一代”和超現實主義者。
王爾德、紀德、海明威在這裡構思他們的故事，而超現實主義教皇安德烈·布勒東更是將這裡當作大本營。
畢加索和朵拉·瑪爾在這裡相遇，加繆也曾是這裡的常客。
花神的陣營則是革命者與新浪潮。
二戰後，以讓-保羅·薩特和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為核心的存在主義圈子“叛逃”到了花神。
原因有幾分務實，花神樓上冬天有暖爐。
於是，花神取代雙叟，成為新一代思想和藝術革命的策源地。
薩特在這裡寫下了《存在與虛無》，波伏娃在這裡醞釀《第二性》，花神的氛圍更像一個激進的編輯部。
甚至老佛爺卡爾·拉格斐也喜歡來這裡。
……
而在李尋2005年年底加入花神後，這裡的氛圍比對麵更濃鬱了，他喜歡看足球，一樓很多顧客都喜歡聽李尋的預測和見解，在2006年他公開支持意大利奪冠，結果差點被賽前瘋狂支持法國的球迷給揍了，而決賽過後，花神咖啡館的“周三幫”應運而生……這急得對麵雙叟老板親自來挖他。
……
速寫本攤開。
第一頁是空白的。
李尋從上衣內袋裡抽出一支自動鉛筆。
輝柏嘉，0.5mm鉛芯，筆身是深綠色金屬，他用拇指按了兩下筆尾，鉛芯伸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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